刘杰，男，1988年11月出生，现供职于安徽省六安市皋翔公证处，主任助理兼综合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2025年10月，已故歌手李玟的音乐平台账号因“运营商二次放号”被新用户意外登录，引发社会对数字遗产管理漏洞的广泛关注。随着数字经济向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遗产的妥善管理与有序继承已演变为一个亟待法律与社会共同回应的问题。截至2024年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逾11亿[1]，互联网普及率接近八成，这一事实揭示了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创造、积累并留存的数字化信息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体量。这些信息共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财产与权利客体—“数字遗产”。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系统性地探究公证机构在数字遗产管理体系中所能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为其有效介入设计一套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制度框架。
新兴的数字遗产与传统物理形态的遗产相比所呈现出的虚拟性、依附性、分散性、跨地域性以及价值多元性等一系列特征使得传统的遗产继承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数字遗产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地位未得到充分明确，在法律层面的法律属性界定尚存争议[2]，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继承法律依据的不足。而在操作层面上，网络服务提供商制定的服务协议中时常包含“账号不得转让、继承”等限制性条款，形成了阻碍继承的“平台壁垒”。技术上的隔阂使得继承人难以对被继承人的数字遗产进行全面的清查与价值评估。此外，数字遗产中往往交织着被继承人乃至第三方的个人隐私，如何在保障继承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妥善处理数据隐私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敏感且棘手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涌现出的大量因数字遗产继承引发的纠纷不仅消耗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也使得众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因而构建一套规范、高效、可行的数字遗产管理与继承体系，已成为数字时代完善我国私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传统的遗产继承事务中，公证机构作为国家设立的法定证明机构，凭借其中立性、专业性与公信力，长期扮演着预防纠纷、保障权益的关键角色。公证机构在数字遗产管理这一新兴领域能否以及如何延伸其职能，便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文将从厘清数字遗产的法律内涵与公证介入的法理基础出发，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困境的分析，并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公证机构参与数字遗产管理设计一套制度框架与可行的实践路径。
数字遗产继承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其法律属性的界定，并为公证机构这一传统继承领域的核心角色介入新兴的数字遗产管理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
数字遗产并非一个具有统一法律属性的单一体，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集合。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复杂需求，建议根据数字遗产所承载的核心价值与功能，将其解构为不同类型，并分别探讨其法律属性。
数字遗产可主要概括为财产型数字资产、人格权型数字内容以及功能型数字权利三大类别。财产型数字资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明确的经济价值和可交换性，与传统财产形态最为接近。它主要包括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在网络游戏中通过时间、金钱投入获取的游戏装备、道具和游戏币，在电商平台中具有较高信誉等级和客户基础的网络店铺，以及各类数字化的理财产品、有价证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7条关于“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原则性条款，为此类资产提供了财产权保护的上位法依据。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其财产属性，并倾向于将其纳入遗产范围进行分割。因而将其法律定性为具有财产属性的“物”或“财产性权益”争议相对较小，继承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与安全的技术移交。
人格权型数字内容的核心特征并非直接的经济价值，而是与创作者的人格利益、情感记忆和社交关系紧密相连。它主要包括个人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动态、照片和视频，个人之间往来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以及个人在博客、个人空间、云盘中存储的日记、文章、家庭照片等。这些内容是个人思想、情感和生活轨迹的数字化呈现，是其人格在网络空间里的延伸。人格权型数字内容兼具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双重属性，其法律属性更为复杂。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因而在处理此类数字遗产的继承时，必须在保障继承人知情权、满足其情感需求与保护死者本人及可能涉及的第三方隐私权之间进行平衡。此类数字遗产的处置方式不应是简单的全盘交付，而应探索如设立“纪念账户”、对敏感信息进行过滤等更为审慎的处理方案。
功能型数字权利的本质是用户基于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签订的服务协议而获得的对特定网络服务的使用权。它主要包括各类网站的登录账号、视频或音乐平台的会员资格、软件的使用许可等。功能型数字权利核心特征在于对平台的依附性，其存续、使用和流转严格受到平台服务协议的约束。这正是数字遗产继承中争议最大的领域。平台方通常会在协议中明确规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禁止转让、赠与、继承”。这些格式条款是否因排除了用户的核心权利、违反《民法典》的公平原则乃至继承权的规定而归于无效，成为了司法裁判的焦点。功能型数字权利的继承关键在于探索在尊重平台运营自主权与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之间的平衡点。
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在法律属性、核心价值及处置要点上呈现出的显著差异性揭示了引入一个中立且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统筹协调与专业化管理的必要性。
作为国家设立并管理的准司法机构，公证处的核心职能在于办理公证事项（务），以保护个人与组织的合法权益以预防纠纷，并将其职能从传统的物理世界延伸至数字空间，公证机构介入数字遗产的管理与继承具备充分且坚实的法理正当性。
公信力构成了公证制度的灵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在数字遗产继承的实践场景中，继承人面临的核心难题便是向网络服务平台证明亲人亡故的事实以及自身的合法继承人身份，而个人出具的死亡证明、户口本等文件常因平台难以独立核实其真实性而遭遇采信障碍。而由公证机构遵循法定程序，在对继承人身份、继承权资格及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等关键信息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后所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得以成为连接继承人与网络平台的权威“信任锚”，从而有效破解继承过程中的“自证困境”，为权利的行使铺设坚实道路。
公证机构的介入亦与《民法典》所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继承编中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正式引入为遗产的有序管理和顺利分割提供了关键的制度保障。《民法典》第1145条列举了遗产管理人的法定顺位，并在第1147条中规定了在出现争议时可由人民法院指定。公证机构凭借其专业性、中立性以及在长期处理继承事务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得以成为担任此角色的理想主体之一。数字遗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传统遗产，相较于那些可能缺乏充足时间、精力或必备专业能力的个体继承人，作为常设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公证处，显然更能胜任清理数字遗产、制作遗产清单、协调展开价值评估、处理债权债务直至最终执行遗产分割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职责，进而确保整个管理过程的规范、高效与公正。
公证制度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既成事实的确认，更在于其“预防性司法”的核心功能，这一点在数字遗产管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通过在被继承人生前提供数字遗产的保管、清点及遗嘱公证等服务，公证机构能够协助个人提前规划其“数字身后事”，明确遗产的具体范围与个人处置意愿，从根源上消解身后可能爆发的家庭纷争。另一方面，在继承阶段由公证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主导遗产的清点、协调评估与分割过程，能够确保所有操作均在合法、透明的轨道上运行，将原本棘手的继承问题予以标准化、流程化处理。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或利益冲突而引发的诉讼，从而节约宝贵的社会资源。
数字遗产管理是一个典型的法律与技术深度交融的领域，继承人所面临的既有法律层面的权利主张困难，也存在技术层面的操作壁垒。例如，如何发现被继承人隐藏的网络账户，如何破解经过加密的数字钱包，或是如何安全无虞地迁移存储于云端的数据，这些棘手的问题均非普通继承人所能独立应对。公证机构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外部专业资源，建立自身的技术专家库，或与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数据恢复公司及网络安全公司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为继承人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构建起一种“法律+技术”的综合服务模式。这种综合服务模式能够有效填补继承人在技术能力上的短板，最终促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从“纸面”上的条文，真正转化为“现实”中的权益。
我国数字遗产管理在实践层面充满了法律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其核心表现为继承人依据《民法典》所享有的法定继承权，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依据其服务协议所设定的平台规则之间的直接对峙。而公证机构的介入，恰恰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与可行的路径。
数字遗产继承所有问题的根源是继承人的法定继承权与平台服务协议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民法典》继承编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随着第127条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范围，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获得了上位法的支持。
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数字世界的“规则制定者”，在其用户必须同意才能使用的服务协议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置了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通常表述为：“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享有使用权”、“账号不得转让、出借、赠与或继承”等。平台以此为据，拒绝配合继承人的继承要求，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与风险考量是多方面的。首先，平台的商业模式往往建立在对用户数据和账号生态的完全控制之上，不愿轻易放弃账号管理权；其次，平台担心因数据交付不当而引发侵犯用户隐私、泄露商业秘密等法律风险；最后，平台处理复杂的继承事务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技术和法务资源，增加了额外的运营成本。
这种“公法”（国家法律）与“私法”（平台协议）的激烈碰撞，直接导致了数字遗产继承在实践中的“梗阻”。要打破这一僵局，就需要一个能够独立于双方利益、同时被法律和市场认可的权威第三方力量介入，这也正是公证机构价值的集中体现。
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数字遗产继承纠纷时，主要面临有数字遗产财产认定、价值评估、平台壁垒以及隐私平衡四大裁判难点。
在财产认定方面，尽管《民法典》原则上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受保护地位，但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特定数字遗产（尤其是功能型数字权利，如账号本身）的财产属性，以及如何处理与平台“账号归属平台”条款的冲突方面依然是难点。法院审理时既要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又要考虑契约自由和商业惯例，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公证机构在介入时，可以采取“区分内容与账号”的务实策略。即公证机构在出具公证书时，不强求继承账号本身的所有权，而是重点确认继承人对账号内的财产型内容（如余额、虚拟道具）和具有人格属性的内容（如照片、文章）的合法权益。
在价值评估方面，对于财产型数字资产，如游戏装备、网红账号，其价值受市场波动、平台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缺乏统一、公认的评估标准。而对于人格权型数字内容，如承载着家庭记忆的云盘照片、记录着个人心路历程的博客，其情感价值和精神价值更是难以用金钱量化。这给遗产分割、税务计算等后续环节带来了困难。公证机构可以作为资源整合平台，尝试给出合理评估方案。首先，公证机构可以发出《调查函》，要求平台提供账号活跃度、粉丝量、交易记录等客观数据。其次，公证机构可以建立或链接一个由资产评估师、会计师、行业专家（如资深游戏玩家、新媒体运营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库，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出具具有公信力的《价值评估报告》或《专家意见书》。对于难以量化的情感价值，公证机构可以通过组织家庭会议、主持调解等方式，引导继承人达成关于纪念、保管或共同管理的合意，实现“以情理补法理”。
在平台壁垒方面，即便继承人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判决，执行环节也常常遭遇平台的“软抵抗”。平台常以“技术上无法实现”、“涉及用户数据安全”等理由，拖延或拒绝交付数据。个体继承人面对互联网公司，往往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谈判能力来突破这道壁垒。公证机构可以与平台建立“总对总”的合作机制，将个案处理流程化、标准化。由公证机构负责前端的法律关系核实，平台则只需根据公证机构出具的、权责清晰的《公证书》或《协助执行函》，进行标准化的技术操作即可。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平台的法律风险和甄别成本，从而提高了其配合意愿。公证机构还可以作为监督方，引入第三方技术专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对数据提取、迁移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证据保全。
在隐私平衡方面，数字遗产中往往包含大量被继承人的个人隐私，甚至涉及与第三方通信的隐私内容。若将这些数据不加区分地全盘交付给继承人，极易引发对死者隐私的二次侵犯，甚至导致新的法律纠纷。如何在保障继承人合法权益与保护相关人员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是实践中敏感且棘手的问题。公证机构的中立性、保密性使其成为处理隐私平衡问题的最佳角色。平台提取数据后，技术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对数据进行分类和脱敏处理。例如，可以只交付财产性数据，对涉及第三方通信的聊天记录进行匿名化处理，或仅提供特定时间范围内的邮件列表等。整个过滤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全程监督并制作公证工作记录，确保交付给继承人的是一份“洁净版”的数字遗产数据。这样既保护了相关方的隐私，也为继承人和平台免除了后顾之忧，有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公证机构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精准地切入了数字遗产继承的各个痛点，为化解实务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数字遗产管理作为一道全球性的法律与社会难题，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与市场环境下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通过对这些域外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模式、特点、优势与局限，可以为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数字遗产管理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与路径启示。
综合考察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实践，可以发现其分别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以立法为驱动的美国模式、以权利平衡为导向的欧盟模式，以及以行业协同为特色的日本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制度设计理念、核心规则及实践路径上各有侧重。
美国采取的是立法驱动型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是统一州法运动，自上而下的立法推动。代表性制度是《修订版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3]，其核心规则是“三层次”访问规则：首先是用户通过在线工具的预设（最高效力），其次是用户在遗嘱中的安排，最后是平台服务协议（最低效力）。该模式的实践特点是法律明确授予遗产受托人（执行人、管理人）访问数字资产的法定权限，与平台交涉的法律基础清晰。这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是应在立法层面明确用户生前意愿的最高法律效力，改变现行平台协议的优先地位；同时需要法律明确授权遗产管理人（包括公证机构）调查和获取数字遗产的法定权力。
欧盟采取的是权利平衡型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4]的强力约束。代表性制度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及法、德等成员国的国内配套立法。其核心规则是隐私保护优先原则，《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虽不直接适用死者，但其精神贯穿始终，强调数据控制者的责任，允许成员国在保护隐私前提下立法。该模式的实践特点是司法判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倾向于承认数字账户的可继承性，但同时强调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死者及第三方的隐私。这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是继承权的行使绝不能以牺牲隐私权为代价，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过滤与监督机制；同时要探索中间方案，积极推广“纪念账户”等模式来作为平衡继承需求与隐私保护的有效折中方案[5]。
日本采取的是行业协同型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是市场需求与行业自律，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日本数字遗产代表性制度是雅虎日本的“终活”服务[6]、公证人协会的实践指引。其核心规则是用户意愿与商业服务相结合。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数字身后事”服务选项，用户付费或免费进行生前规划。该模式的实践特点是法律规定相对滞后，但行业创新与公证实践异常活跃，弥补了立法的不足，形成了事实上的解决方案。这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是应鼓励行业“先行先试”，在国家立法完善前，应支持和鼓励公证行业与互联网行业对接，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合作指引与技术标准；同时要加紧构建协同生态，探索各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见，任何单一模式都难以完美解决数字遗产管理的所有问题。美国的立法模式虽然清晰有力，但在具体实施中仍面临技术挑战；欧盟的隐私保护模式固然严谨，却可能过度抑制权利的实现；日本的行业协同模式看似灵活，可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极易导致服务质量和范围的参差不齐。因而我国构建的数字遗产管理制度不应简单照搬任何一种模式，而应博采众长，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多方协同的综合治理之路。
我国在顶层设计上应“立法先行，尊重意愿”，吸收美国模式的精髓。我国需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无论是通过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公证法》，还是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都应明确规定用户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的在线工具（如“数字遗产联系人”、“闲置账户管理员”等功能）所作的生前安排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没有在线安排的情况下，尊重其在合法遗嘱中的指定；只有在前两者均缺失时，才适用平台的服务协议。上述规则的确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平台协议一家独大的不合理局面，将数字遗产的处置权真正交还给用户本人，并为公证机构和法院的后续介入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我国在制度设计中应借鉴欧盟模式的审慎，必须将隐私保护置于与继承权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实操层面应强制要求在遗产交付前，必须经过一个中立第三方的“隐私过滤”程序。公证机构作为监督者，确保技术人员仅提取和交付与财产继承直接相关或经被继承人明确许可的部分，对涉及第三方隐私的通信内容、个人私密信息等进行不可逆的脱敏、匿名化或直接剔除处理。这既是对死者尊严的维护，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
我国在实践路径上应学习日本模式的灵活。在我国相关立法尚不完善的过渡期内，应大力鼓励行业自律与专业服务先行先试。一方面，我国应通过政策引导、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发并普及各类“数字身后事”在线管理工具，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更要充分发挥公证行业的专业优势和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公证协会与主要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建立“总对总”的战略合作框架。通过制定标准化的业务流程、技术接口和数据交割规范，将目前“一事一议”、“案案交涉”的低效模式，转变为可预期、可信赖的具有标准流程的常规业务。公证机构的专业化介入，能够有效降低平台的运营成本和法律风险，从而激励平台从“被动抵触”转向“主动合作”，最终形成一个立法、行业、公证三方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生态。
一条中国特色数字遗产管理之路的核心，正是将公证机构从传统继承法律关系中的一个节点，提升为整个数字遗产治理生态中的核心枢纽。
为确保公证机构在数字遗产管理领域的有效履职,必须构建权责明晰、运行顺畅的外部制度环境,这需要立法、行业和跨界协作层面的共同努力。当前,制约公证机构介入数字遗产管理的核心障碍在于法律依据的缺失。因而亟待通过修订《公证法》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从法律层面明确授予公证机构在办理数字遗产事务中的调查权与取证权。明确公证机构在继承关系初步成立的情况下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商、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发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查函》，要求平台方提供被继承人名下的账户信息、资产状况、数据列表等。
数字遗产管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要求公证服务必须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避免当前各地公证机构业务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服务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建议由中国公证协会牵头，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数据安全及资产评估等领域的专家机构，共同研制并推行一部全国统一的《数字遗产公证操作指引》。该指引应作为一部内容详尽的专业工具书，其核心内容至少应涵盖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明确数字遗产公证受理审查标准，细化各类数字遗产公证业务的申请材料、证明文件及审查要点；其二，构建科学的清查方法与路径，提供体系化的数字遗产清查方法论；其三，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估模型，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提供具备参考价值的评估方法，并规范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协作流程；其四，制定严格的数据移交与隐私保护规范，确保数据处理全过程的合规性与安全性；其五，设计统一的公证书格式范本，以标准化文书确立其法律效力。
数字遗产继承的复杂性决定了公证机构单凭自身力量难以完成所有环节，必须构建一个以公证机构为中心的跨界协作网络。首要任务是推动中国公证协会与主要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旨在通过标准化的数据查询与移交通道，取代当前繁琐的个案交涉模式，实现业务流程的高效化与低成本化。其次，应建立公证与司法程序间的有效衔接机制。例如，经公证机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而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亦可委托公证机构承担数字遗产的调查、评估或保全等司法辅助工作。最后，公证机构应积极构建一个囊括技术专家、数据恢复公司、网络安全公司、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专业服务生态系统，以确保在处理复杂案件时能迅速整合所需的技术与专业支持。
公证机构在宏观制度的保障下应积极围绕数字遗产的全生命周期，为社会公众提供集“生前预防”与“身后继承”于一体的一站式、定制化服务。在生前规划阶段,公证机构应大力推广数字遗产的保管与遗嘱公证服务。公民可将其重要数字资产信息(如加密货币私钥、海外账户凭证等)以加密形式，连同其处置意愿一并交由公证机构进行密封保管。公证机构作为受托方，仅在法定条件成就后，方可严格依照遗嘱向指定继承人披露相关信息，从而兼顾了资产的保密性与传承的确定性。此外，公证机构还可提供专业的清点辅助服务，协助当事人梳理并制作经公证的《数字遗产清单》，为日后遗产范围的明确界定提供权威依据。
对于未能进行生前规划的，公证机构可作为遗产管理人接受所有继承人的共同委托，提供包括继承权确认、遗产清查与评估、平台交涉与数据获取、隐私过滤与内容交付、遗产分配与执行监督等一揽子的继承解决方案。
通过前述法律授权、行业规范、社会协作的制度构建，以及生前与身后相结合的服务路径实施，公证机构将有望成为数字时代遗产有序传承的关键，为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数字遗产继承“中国方案”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数字遗产的有序传承不仅是数字时代背景下对公民个人财产权与人格利益保护的延伸，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现代化与社会治理能力精细化的标尺。面对当前我国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法律规定相对模糊、司法实践面临诸多难点、商业平台规则所构成的现实壁垒的复杂困境，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制度与实践的分析，全面论证了公证机构作为核心介入数字遗产管理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独特价值。
数字遗产的公证管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它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协作的精神和创新的勇气，持续推动数字遗产管理在法律、技术与社会实践层面的良性互动，共同守护好我们在数字世界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