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是一堂“大思政课”，是教育引导学生从历史的变化和实践的对比中真正读懂中国、认识世界，坚定“听党话、跟党走”信念的关键一课。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的时空场域日益丰富多元，单一实践项目已难以满足学生成长需要，这就要求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实践育人从“项目运营”上升为“体系建设”，推动实践项目供给和实践资源配置既分层分类，又形成合力。通过明确不同类别实践项目的主旨立意、开展形式、参与主体，强化内在逻辑关联，形成螺旋上升、循序渐进、分层分类、层次鲜明的育人矩阵，为不同学段、不同专业、不同特点的学生提供清晰精准的“实践地图”。同时，高校实践育人要突破“重形式轻实效”瓶颈，关键在于突出问题导向，引导学生通过感受伟大成就、融入国家战略、解决实际问题，真正走进社会“大课堂”。要进一步完善“地方出题、学校答题”机制，发挥高校学生，特别是高学段学生的专业特性，对实践中涌现的真实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学理阐释，提出解决方案，在强化思政引领的同时重视成果积累，形成社会实践案例库、数据库、信息库，引导学生积极为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实验做到田野间、所学用在一线中，推动社会实践的“深度”与大学生应有的知识和情怀“厚度”相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表示，从城市发展目的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是资本驱动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工作的重头，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经过持续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富起来之后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才能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锁凌燕指出，今年1月份至6月份，保险行业累计赔付支出13458亿元，同比增长9.4%，高于同期原保费收入增幅5.3%，总体延续了近年来的发展态势——业务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赔付金额增速显著高于保费规模增速。深入来看，赔付与保费增速之间的“剪刀差”，折射出保险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一方面，行业积极回归保障本源，探索“保险业姓保”的有效途径，注重以不同年龄、不同类型人群的个性化、多样化以及不断升级的保险保障需求为出发点，设计推出覆盖新市民、新业态群体、老年人口、学生儿童等特定群体全年龄段的包容性保险产品体系。特别是，城市定制型保险等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普惠保险“现象级”产品发展快速，保险服务覆盖面显著扩大、保障型产品占比显著提升，风险保障能力与服务民生质效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保险业面临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行业高速增长时期销售的年金险、重疾险等长期保单，伴随时间推移和被保险人年龄增长，正逐步进入给付期，赔付支出相应抬升；叠加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医疗技术快速进步和疾病谱日趋复杂化，长寿风险和疾病风险放大，也推高了医疗支出和相应的赔付成本。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东涛表示，保护好中华文化瑰宝是做好传承与传播工作的前提，没有妥善保护，后续的传承与传播将无从谈起。守护文化瑰宝，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怀有敬畏之心，敬畏历史的厚重、先民的智慧、文明的绵延。具体而言，可从科技赋能、人才培养、法治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文物历经岁月流转，时时刻刻承受着自然条件的考验。现代科技能为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有力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应加强数字赋能、科技创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提高保护的科学性、合理性。其次，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既需要科学家，也离不开身怀绝技的匠人。应坚持“外引”与“内育”并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队伍建设，加大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此外，筑牢文物“应保尽保”法治屏障。作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2次修订和5次修正，对加强文物保护、规范文物管理、促进文物合理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着眼全面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推进文物保护法落实落地，深入挖掘文物蕴藏的宝贵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激发新创造。未来，还应在数字遗产的权属与利用、社会资本参与保护的规范、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协同治理等方面继续探索，将预防性保护、应急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的原则融入法治实践。
